辯 護 詞
　　尊敬的審判長、審判員：

　　xxxxx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xxx近親屬委托，指派本所xxx、xxx律師擔任xxx的一審辯護人，且經其本人同意。辯護人庭前會見了被告人，查閱了案卷，進行了必要調查。現依據法庭查明的事實和有關法律規定，發表以下辯護意見，請法庭合議時采納。

　　一、關于減輕處罰的立功方面的問題。

　　被告人xxx被動歸案之后，主動協助公安機關（xxxxx市公安局）抓捕其他同案重大犯罪嫌疑人，即xxx/xxx。根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七條第一款、第二款之規定，被告人xxx的行為屬于重大立功表現，依法應當減輕處罰。

　　具體證據和理由包括，1、偵查機關于xxx年xx月xx日出具的《破案經過》；2、xxxxxxxx市公安局于xxxx年xx月xx日出具的《抓獲經過》；3、xxx和xxx公開報道（庭審中已提交法庭）；4、被告人xxx在法庭上的有關供述與辯解。上述一系列證據互相印證，可以清晰、準確地證明被告人xxx案發之后具備重大立功表現。當然，報紙的報道屬傳來的間接證據，但《破案經過》、《抓獲經過》和xxx的公開報道畢竟不是空穴來風，均來自于偵查機關，效力至高無上。

　　二、關于從輕處罰的坦白方面的問題。

　　被告人xxx被動歸案之后，如實供述了有關搶劫案件全部事實，始終如一地供認自己是搶劫案件的主要責任承擔者，且積極主動供述了與搶劫案件有所牽連的人員xxx和xxx。同時也為固定故意殺人案件證據，積極主動有所配合。這些表現完全符合坦白情節之特征，應該認定為坦白，符合酌定從輕處罰條件。

　　三、關于全案存在事實不清的問題。

　　1，針對被告人xxx具備立功法定減輕處罰的辯護觀點，公訴人提交了一份xxxxxx公安機關出具的證明，反駁“立功”成立，那么抓獲的兩條“線索”或方法是否重疊，哪條線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仍須查實。

　　2，是誰“順手牽羊”在故意殺人后，將被害人的財物從現場拿走？對此被告人xxx/xxx各執一詞。對此，法庭審理對此問題沒有一個確定的結論。

　　3，拿走財物，xxx當庭堅持說是在xxx授意之內，而xxx與xxx當庭予以否認，這個問題，是否在實施搶劫的預謀之內？

　　4，只搶現金，不搶其他財物的辯解能否成立？拿走財物的犯意是否清晰？是為占有還是為銷毀？直接決定著案件性質。

　　5、“通話”的次數。xxx離開現場去提現，xxx/xxx留在現場看守被害人。期間兩方通話的次數xxx與xxx說是四次；xxx卻說六次。

　　6，“通話”的順序。xxx說xxx先給其打三個，他給xxx打的第四個；而xxx/xxx則說xxx先給xxx打三個，之后xxx給xxx打的第四個。

　　7，“通話”的內容。xxx/xxx說的不盡相同，xxx說的又一樣。原本“通話”的次數與“通話”的順序都不是全案的基本事實，但由于“通話”的內容得不到三人的有效印證，加之更不具有其他或者直接證據，或者間接證據的印證。那么，這時“通話”的次數與“通話”的順序反倒凸顯出來，成為解開“通話”內容的有效“鑰匙”。

　　四，關于指控被告人xxx部分犯罪事實、罪名不成立的問題。

　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xxx案發之日，指揮被告人xxx/xxx將被害人財物從案發現場劫走。辯護人對該項指控持有異議。我們認為，該財物實際由被告人xxx或者xxx從案發現場拿走，其行為超出了被告人xxx與被告人xxx/xxx預謀搶劫現金這一實行行為的范圍，應該由被告人xxx或者xxx獨立地對此行為承擔法律責任。

　　具體證據和理由包括：

　　1、被告人xxx的供詞（見xxxxx第一次訊問筆錄）；

　　2、被告人xxx的供詞（見證據卷）；

　　3、被告人xxx/xxx法庭對質性敘述內容。上述供詞內容相互印證，足以證明被告人xxx根本沒有實施所謂指揮被告人xxx/xxx劫走被害人財物這一特定行為。

　　五、關于搶劫犯罪的數額問題。

　　經法庭調查證實，被告人xxx自案發之日至被抓獲之時，一共從被害人手提包內劫取現金xxxx元。從信用卡內支取現金xxxx元。使用信用卡消費現金xxxx元。扣除其被抓獲之時公安機關扣押的xxxx元現金，被告人xxx僅劫得被害人現金xxxxxxx元，而非起訴書指控的xxxxxxxx元（見補充偵查卷第2頁）。

　　具體理由包括，依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、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【法發（2005）8號】第六條規定，被告人xxx僅須在xxxxxxx元的資金額度內承擔搶劫罪責。

　　審判長、審判員，這個重大問題的辯護意見是庭審中未發表的，現作出書面補充。敬請給予高度重視，以體現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。

　　六、關于指控被告人xxx犯有故意殺人罪證據不足問題。

　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xxx犯有故意殺人罪，辯護人對該項指控持有異議。我們認為，證明該項指控有效成立的事實依據不清楚、證據根據不充分，公訴人的訴訟證明程度沒有達到我國現行《刑事訴訟法》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項所規定的“案件事實清楚，證據確實充分”的有罪證明標準。所以，案件疑點不能夠得到合理排除。基于既存證據，仍然不能使人形成xxx指使xxx/xxx實施故意殺人行為的內心確信程度。

　　具體事實和理由包括：

　　1、沒有殺人的必要。案發之前，三名被告人有關搶劫作案之后，對被害人實施殺人滅口行為的決意未有效建立和形成。即三名被告人沒有形成明確的、具體的通謀，只是確定遇到反抗就殺死的內容。而本案中，被害人至始至終未反抗（庭審已查明），所以沒有殺人的必要。

　　2、指揮殺人不客觀。案發過程中，被告人xxx未直接實施故意殺人行為。起訴書指控被告人xxx“指揮”同案另兩名被告人實施故意殺人行為。辯護人經過庭前閱卷和法庭調查后謹慎地認為，該所謂“指揮”殺人行為的內容和形式不清晰、不明確、不具體。這時，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前提條件，即xxx當時正在劫取被害人現金（包括提取現金、轉帳），當時他的注意力應該是高度集中的、不可分散的，他需要爭分奪秒的與時間賽跑，快速完成提現、轉帳行為，馬上返回現場做最后處理。因為其手中一直握有被害人家中鑰匙（庭審已查明）。再加之，被告人xxx提現前得知多數密碼一致；及部分密碼不一致，可見遇到密碼不正確，立即換卡反復操作無暇打電話才是順理成章的，因為其手中一直握有被害人的六張信用卡（庭審已查明）。這里的換卡操作與打回電話下令殺人，當然換卡操作更為客觀。

　　3，搶劫之后出現殺人原因的可能。

　　（1）對比xxx興奮、緊張的提現過程，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。被告人xxx/xxx在靜態下四目對視被害人二目，時間是以秒運算，時刻擔心意外情況的出現，如他人敲門。注意力同樣是高度集中的；但是緊張的程度卻是不同的。前者容易突發腦溢血，后者極可導致精神崩潰。焦慮、不安、等待混雜著年齡小、承受力弱，出現精神崩潰而殺人不是不可能。

　　（2）極有可能或者不排除xxx當時在特定時空條件下一度大腦出現混亂產生理解和判斷錯誤。

　　4，“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沒有其他證據。”這就是指控被告人xxx犯有故意殺人罪（指使）證據上的依托。對之，xxx進行辯解，沒有經“通話”指令殺人。相反xxx在刻意地當庭供認，xxx經“通話”指令殺人！而xxx當庭表示對這個“通話”內容是無法確定的，因為該手機無免提功能，其相隔1、5米以上，xxx本人與xxx對話內容是核對了密碼的尾數。這里存在幾個問題：（1）三名被告人均有避重就輕的可能。一般而言，這是被告人的普遍心理，尤其是重刑犯更是如此！（2）利益沖突的雙方都是人在供述，均不免帶有主觀性。所以本案出現翻供。（3），三人的法律地位相同，不能以沖突方人數多寡論效力，xxx的翻供其言辭之可信度很低。

　　審判長、審判員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2條規定，要求指控犯罪必須證實“被指控的行為是否為被告人所實施”。結合本案僅僅依靠xxx/xxx的供詞指控被告人xxx犯有故意殺人罪，在xxx當庭供詞與初始供述吻合的情況下，又與xxx/xxx的供詞存在著重大對立的沖突下，xxx的供詞又是翻供而產生，那么這個指控的牽強問題倒是極為明顯。依法是無法認定的。因此辯護人認為，這個指控需要被告人供述之外的確實的、充分的證據作為支撐。所以本案現有的證據不足以證實被告人xxx經“通話”指揮實施故意殺人。

　　此致

　　xxxx市中級人民法院

　　辯護人：xxx、 xxx律師

　　xxxx 年 xx 月 xx 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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